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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正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显示，2023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969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21.1%。
此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介绍，国际上一般认为，一个国家如果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超过10%，则进入到老龄化社会。如果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在10%—20%之间，属于轻度老龄化阶段；20%—30%之间的占比为中度老龄化阶段；超过30%是重度老龄化阶段。
8月26日，国务院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为主题，进行第九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指出，人口老龄化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要客观辩证看待老龄化发展新形势。既要高度重视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又要看到老龄化蕴藏着新的发展机遇，老龄人口也是宝贵的资源。
渐进式延迟退休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政策之一。《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
目前，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为男性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不过，由于我国女性就业率较高，有很多“双职工”家庭，有部分老年人在退休后是带娃的主力军。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口的基础病增加、养老需求提升。如何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发展社会化托育服务可以成为替代老人带娃的一种可行方案。”清华大学博士后、北京理工大学助理教授史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而处理好养老问题有助于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减轻社会负担，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聚焦“一老一小”问题
根据新华社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委员长会议8月27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9月10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
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议程包括关于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和改进失能老年人照护工作情况的报告等。
事实上，对我国来说，托育、养老等问题已经越来越重要。
根据《公报》，我国2023年末人口14096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08万人。2023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969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21.1%。
从数据来看，我国2022年的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2021年提高0.9个百分点，2023年则较2022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这一数据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我国总人口下降、老年人口数量上升两个因素并存。
目前，我国人口“一老一小”问题较为突出。《决定》提出，要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老龄化、少子化为人口发展战略的重点，这就需要“对症下药”。比如，《决定》提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完善生育休假制度，建立生育补贴制度，提高基本生育和儿童医疗公共服务水平，加大个人所得税抵扣力度。
需要注意的是，养老问题和生育问题既有各自独立的领域，也存在复杂交叉的部分。由于我国女性就业率偏高，双职工家庭很多，由此带来“老年人带娃”、家庭中坚力量在“生育”和“养老”之间的拉扯等问题。
余诚和妻子都是职工，没有时间带孩子。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家里是老年人帮忙带孩子。“没有父母帮忙带，那可能我们有一个人就没办法上班。”
不过，余诚也承认，老年人带孩子会对老人的精力占用比较大，另外对孩子也存在一定的溺爱问题，“如果实在没人带，我们也会考虑托育，但我其实不太放心。”
和余诚相比，吴兵面临的问题更不简单，他的父亲65岁，患有糖尿病，说话口齿已经不太清晰。今年他的孩子刚刚出生，他的妈妈一边要照顾父亲，一边要帮忙带孩子，最后他们选择将父亲送到养老院。
“一老一小”的问题对于家庭来说是不小的负担，这时候就需要社会化力量介入，一方面提高托育机构的数量和质量，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发展养老支持体系。
在国务院第九次专题学习上，国务院总理李强指出，要强化“老有所养”的服务保障，聚焦短板弱项，持续优化政策。加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增强日间照料、康复护理、上门服务等能力，探索老旧小区养老服务有效途径。因地制宜完善农村养老服务网络，扩大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照护服务供给，支持地方结合实际开展互助养老。
如何解决后顾之忧？
面对人口老龄化，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延迟退休。
《决定》提出，发展银发经济，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
史薇认为，我国已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善和医疗技术的进步，老年人寿命还将逐步增长，延迟退休有利于减轻社会保障压力，活跃劳动力市场。
史薇表示，“延迟退休为老年人提供工作机会，一定程度上减轻老年人的生活压力，但需要与人口格局做好衔接配合。”
目前来看，现在也有60岁以后仍然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的人群，但主要集中在医生、教师等需要更多经验的岗位上。
王晨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他的父亲是一名初中数学教师，因为学校需要有经验的老师带初三，退休后又被学校返聘回去当老师。但作为子女，他对于父亲继续工作存在一些顾虑。
“我父亲今年61岁，虽然才退休一年，但毕竟也上60岁了，心脑血管方面都有隐患，当老师又是一件很耗费心力的事情，我觉得不管是延迟退休还是返聘，对于老人们医疗方面的保障必须到位，这样子女才能放心。”王晨表示，针对老年人，不仅要提供身体上的医疗服务，心理上的评估也很重要。
“老年人如果继续工作，身心所承受的压力肯定不小，健康检查十分有必要，心理咨询也很有必要。”王晨说。
另外一个问题是，不少退休人员自己也需要承担父母长辈的养老问题。我国退休年龄为女性50岁、女干部55岁、男性60岁，而在50—65岁这个时间段，不少人的父母尚在，但已经是高龄老人，对养老的需求进一步提升，一些退休人员甚至是家中承担父母养老的重要劳动力。
《决定》提出，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培育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健全公办养老机构运营机制，鼓励和引导企业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促进医养结合。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改善对孤寡、残障失能等特殊困难老年人的服务，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史薇认为，要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此外，还需要发展新兴科技，将其应用于养老。对老年人家庭及养老院等公共设施进行适老化改造，使其更适应于老年人的身心状况。
另外，针对老年人帮忙带娃的问题，也需要通过托育等手段进行替代，使家庭无后顾之忧。
马燕就是如此。她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身边的朋友和亲戚来看，大多数是父母在帮忙带娃，如果父母不帮忙，就一般由女方全职带娃。“生养孩子成本高，各方面都需要开支，如果老人不帮忙带，送到托育机构的价格就比较高了。从带娃的角度来看，托育可能比老人带娃更专业，但这需要看托育机构的质量，另外性价比也很重要。”
《决定》提出，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支持用人单位办托、社区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瑞典早在2004年与2008年，就分别完成了对‘托幼一体化’改革的评估。瑞典托幼服务整合后，服务普及性、普惠性和质量的不断提高，对儿童的早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此外，高水平的托幼服务也提升了女性社会地位，促进了性别平等，进而促进了瑞典生育率的提高。”史薇表示。
史薇认为，社会化托育具有专业性、灵活性、安全性等优势，托育服务可及性的增强显著提升了城乡家庭的生育意愿，使得女性能够在生育后更快地重返职场，从而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而且社会化托育服务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从业人员，这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应采访者要求网上配资公司，余诚、吴兵、王晨、马燕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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